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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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
我们已经跨入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数智时代。在数智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笔者提出了一个基于事实观察的理论判断：人类社会交往从线下社交的“结构性制约”，整体转变为线上社交的“选择性增加”，进而带来一场结构社会学的重建。
前数智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结构性制约”
在前数智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根本特征是结构性制约，具体包括地域时空制约、身份壁垒制约、关系网络制约三种形式。
“地域时空”是最早出现的结构性制约。早在石器时代，人类社会交往局限在共同采集和狩猎的小型氏族共同体，个体的平均地理生活半径和社会交往距离都很短。进入奴隶制时期，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部落联盟，但是除了极少数的上层精英之外，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交往仍以氏族部落为依托。进入农耕社会，文明互鉴、航路开发、殖民扩张推动了人类的跨域交往。始于秦汉的中国“丝绸之路”，开启了陆路和海路的中亚、中欧、中非各国的文明交流；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航海技术进步推动了欧美、欧亚、欧非等新航路的发现，打破了欧洲与世界其他区域的隔绝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欧美各国对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需求，罪恶的贩奴贸易和殖民主义扩张客观上加速了跨洲交往，扩展了人类社会交往距离。近代以来，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条件和方式。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改良与广泛应用为标志，铁路、航运等技术大幅缩短时空距离，使得大规模人口的跨域交往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内燃机成为主要动能为标志，电灯、电话、汽车、飞机的问世让人类社会交往更加快捷。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自动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标志，推动了以科学知识编码化和全球流通为标志的人类社会交往，显著改进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
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的地域时空制约不断弱化， “身份壁垒”制约逐渐显现。“身份壁垒”指个体之间的社会性交往及其后果受到人们各种身份标识的结构性约束，从人口特征变量意义上的年龄、性别、婚姻，到阶级变量意义上的产权、管权、职权，阶层变量意义上的教育、职业、收入、财富，再到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变量的城乡、工农、脑体、党派，人际交往、政治态度、价值取向、规范遵从、生活际遇等一系列社会性后果，都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休伊斯认为，在众多的地位变量中，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发现一组“主导性社会地位”（Master Social Status）变量，在该社会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制约作用。第二次世界大点以后，美国的主导性社会地位变量被认为主要包括阶级、种族、性别，进入21世纪，其主导性社会地位变量保持基本稳定；而许多国家的主导性社会地位变量也许已然发生深刻变化，需要跟进研究。
边燕杰著，《论关系与关系网络》
前数智社会人类社会交往还受到“关系网络”的制约。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行为与态度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深受结构性制约。关系网络制约主要包含三大变异维度。一是人际纽带维度，强关系纽带有利于人际互信、互惠、互助，弱关系纽带有助于信息的跨结构边界的传播。二是网络结构维度，区分为密切联系组合的高密度网络与存在联系中断组合的“结构洞”低密度网络，前者产生内聚社会资本，后者产生外联和纵联社会资本。三是关系资源维度，分为潜在性资源和动员性资源，前者产生存量社会资本，后者产生赋能社会资本。问题是，纽带的建立与培育、网络的建构与拓展、资源的挖掘与动员，在智能时代到来之前，均是通过线下交往完成的。
数智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选择性增加”
以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数智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根本特征表现为“选择性增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结构脱嵌选择性的增加。在线上虚拟空间，社交主体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由此产生了身份展示和隐匿的选择性。身份展示情形下，社交主体在线上社会交往中可以选择性地忽视和淡化有可能干扰话语议题的某些个人特征（如所属国家、地区、组织、性别），选择性地明确和强化有助于彰显话语议题的其他特征（如职业归属、兴趣取向等）。身份隐匿情形下，社交主体可以按照个人的利益满足、价值取向、即时兴趣等要素相对自由地选择平台类别、社交对象、议题参与，不受性别、年龄、阶层等个人特征变量的结构制约，也不受个人中心网络、所属群体网络、正式组织网络的成员关系的结构制约。这些结构脱嵌选择性的显现，线下社会交往难以实现。
二是联系重构选择性的增加。无论选择展示还是隐匿身份，社交主体都能选择性地重构个人的线上社交网络。基于线下参照，线上虚拟空间增加了两个方面的联系重构选择性。一是整体网成员关系的选择性。在线下现实空间，人们的整体网网络，诸如家庭、亲属、邻里、同乡等，其成员关系大多是给定的，带有强烈的结构制约特征。而在线上虚拟空间，社交主体可以脱嵌于这些结构制约，自主选择成为哪些平台的成员，扮演什么角色，亦可以自主决定中止成员关系，均不伤及个人利益、价值、兴趣的后果。二是个人中心网络的选择性。线下现实空间中的个人中心网络，虽然也带有个人选择的性质，但是很多情形下受性别、职业、收入、财富等个人条件的结构制约，就像社交餐饮网一样。线上虚拟空间的个人中心网络的成员选择，通常满足个人的利益定位（信息、情感、人情）、价值取向（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衡量标准）、维持目标（临时、短期、长期）、转化可能（持续线上、可转线下、双重存在），都是脱嵌性的个人选择。
三是人机互动选择性的增加。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人类与智能机器人开展社会交往的全新可能，人类作为社交主导方，拥有全程、自主、多元的人机互动选择权。首先是角色赋予的选择性。人们可以按照自身意愿为机器智能体设定专属功能角色使其精准服务于信息获取、知识阐释、决策支持、情感慰藉等多元交往目标，从而构建非对称、可定制、高适配的新型社交关系。其次是互动模式的选择性。人机互动摆脱了线下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强度、场景条件、社会规范等现实束缚，人们可以自由掌控互动节奏、交流频次与参与深浅，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话题与场景，使交往过程完全贴合个人需求与即时状态。最后是关系进退的选择性。人机互动避开了线下人际交往伴随的人情负担、社会压力与潜在冲突成本，人们可以完全依照自身意愿开启、暂停、重启或结束交往，无需顾及关系损耗、身份冲突或结构制约，真正实现高自主性的社交选择。但是，人机互动带来的选择性增加，在拓展交往边界的同时，也潜藏着深刻的社会隐忧。过度沉溺于便捷、可控、无冲突的虚拟互动，会不断稀释真实人际联结的厚度，弱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责任约束与信任根基，最终可能消解人类社会交往本应具有的真实性、互惠性与共同体属性。
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小朋友与智能机器人互动
上述三种选择性增加未必穷尽所有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选择性增加是数智时代人类社会交往的总趋势，是一个富有长久生命力的新的研究领域。
数智时代社会学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重建
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视角是从结构分化和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社会行为，结构视角在数智时代面临极大挑战，同时也潜含着理论重建的机遇。
（一）主导社会地位的概念与新的生成机制
在线下社交情形下，主导社会地位的概念有三个前提预设。其一，地位内涵具有稳定性，例如在美国，阶级、种族、性别等概念的社会意义存在广泛的共识，具有稳定的理论解释力。其二，主导地位具有客观性，依赖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规范、群体认同而客观存在。其三，地位识别具有可观察性，基于面对面人际互动情境，通过互动者的外在特征、行为表现、态度取向而形成判断。
而在数智时代，线上社交的虚拟空间中主导社会地位的稳定性、客观性、可观察性都面临系统性削弱的挑战。线上社交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不同平台具有不同的互动逻辑与评价标准，不同话题与圈层会激活不同的身份线索，同一身份标签在不同情境中也可能被赋予截然不同的社会意义，从而削弱任何地位内涵的稳定性。在绝大多数的线上社交情境中，社交主体的身体临场性被信息技术悬置，原本显而易见的地位标签不再自动呈现，常常需要依赖主动披露、内容线索或长期互动才逐渐显露。由此，主导社会地位不但在互动初始阶段的快速确立能力被显著削弱，而且身份展示和身份隐匿的选择性也将弱化主导社会地位被识别的可能。
可见，在线上社交情境中，主导社会地位已不再作为一种预先确定的社会地位识别框架而存在，而是依托新的互动条件与规则，在持续的交往过程中被动态建构与调整。其中，有三种线上主导社会地位的生成机制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基于参与和嵌入程度生成。例如，线上平台的发言频率、互动活跃度、粉丝规模、内容扩散范围等，构成衡量个体网络嵌入程度的关键指标，可被视为线上社会地位的象征。二是基于话语权威生成。线上平台的话语权威来源于持续互动中所展现的议题塑造、透彻解释、问题回应、争议解决等能力，通过观点引用、采纳、参照等方式转化为可被他人感知和承认的互动资源，从而使个体在交流中占据更具主导性的地位。三是基于算法推荐生成。算法通过排序、推荐、曝光与过滤等机制，持续调配信息的可见性与传播路径，从而决定哪些主体更容易被看见，哪些发言更容易获得回应。由此，算法不仅影响信息流动方式，还赋予算法创立者以结构性主导地位，社交主体的线上地位标识与其线下地位标识在不同领域具有高度重叠性与高度异质性。
（二） “嵌入性”与“自选性嵌入”
嵌入性强调行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社会关系不仅是行动发生之后的结果，也是行动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个体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形成互动预期并作出相应回应，正是因为其行动始终嵌入于由具体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互动情境之中。在这一框架下，分析重心不再落在抽象的制度规则或个体的群体属性上，而是转向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网络纽带、关系网络结构、关系网络资源。社会行动者在关系强弱、网络结构、社会资源的涉取和动员方面，都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嵌入性理论关注的不仅是关系是否存在，更在于关系网络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对行动的塑造作用。
如果线下社交的嵌入性主要体现为血缘、地缘、业缘关系，那么在数智社会的线上虚拟空间，趣缘网络逐渐成为社会关系生成的重要形态。在数字化社交环境中，行动者可以同时参与多个并行存在的网络，这些网络既可能与线下社会关系高度重叠，也可能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而独立运行。相较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线上网络具有更强的可塑性，个体能够通过加入或退出社群、建立或终止连接、调整互动强度等方式，持续重塑自身所处的网络边界。嵌入不再体现为一种相对固定的结构状态，而是逐渐演变为一个可被持续调节的过程。
线上社交的嵌入性呈现出多重趣缘关系的联系性重构。笔者提出“自选性嵌入”概念，用以刻画数字情境下嵌入形成机制的结构性变化。它是指个体并不是被动地进入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是通过一系列具有选择性的行动实践，持续参与社会关系结构的生成与调整。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为个体对线上身份的策略性建构、对互动对象的主动筛选，以及对关系投入强度与持续性的动态调节。在自选性嵌入的形成过程中，线上身份发挥着关键作用。个体可以通过文本表达、内容生产与互动行为，对线上身份进行有选择的呈现，并在不同互动场域中释放具有指向性的身份信号。这些信号除了起到自我表达的作用，更在互动过程中同时发挥筛选与匹配功能的重要机制。一方面，身份信号为潜在互动对象提供判断依据，使其能够基于兴趣契合、价值认同或预期回报等因素作出互动选择；另一方面，信号的持续重复与稳定呈现，也有助于个体在网络中形成相对清晰、可识别的身份轮廓。总体来说，自选性嵌入将研究关注点从个体如何进入既有网络，转向网络如何在个体持续行动中被生成，为理解数字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更具过程性与生成性的理论路径。
首部聚焦人机之恋的华语纪录片《复制恋人》
（三） “伦理”与“去伦理”
线下社交表明，中国关系纽带的基本特征是“伦理”：关系互动双方的亲疏、远近、薄厚、深浅都按照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来定位，这些伦理逻辑规定了关系双方如何理解互动的正当性、义务边界与行为预期，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塑造社会行动，进而约束了双方的行为互动和关系动态过程。无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关系理论，如胡先缙的面子逻辑论、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还是改革开放前后提出的新论点，包括金耀基的关系建构论、黄光国的人情权变论、魏昂德的情感—工具纽带论、林南的关系非对称论、翟学伟的脸面观，无一例外地强调中国人情关系的伦理性。
而数智时代中国人的“线上社交”，将逐步呈现“去伦理”的特征。“去伦理”，是因为互动者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身份特征，无从在互动中定义对方的伦理立场，他们在线上社交的共同利益是信息沟通、意见交换、兴趣驱动，从而建构趣缘导向的个人中心网络。就线下关系而言，笔者曾提出五种基本类型的关系纽带，分别为联系性纽带、情感性纽带、情义性纽带、互惠性纽带与交易性纽带。其中，联系性纽带就具有鲜明的“去伦理”的特征，也将成为数智时代关系纽带的主导类型。
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交环境中，“联系性纽带的去伦理”可以被理解为以回应性为核心的规范逻辑。其关注重点不再是行动者是否对某一联系承担持续责任，而是行动者如何在高度选择性、高度流动性的互动环境中，对他人作出恰当回应、清晰地界定互动边界，并能够以可预期且尊重的方式合理终止关系。伦理判断的核心也不再是关系是否长期维系，而是转向互动过程中是否保持最低限度的尊重与可预期性。这标志着联系性伦理从一种侧重关系状态的规范，转变为一种聚焦互动过程与边界管理的规范。必须强调，这种以回应性为核心的伦理并不意味着社会规范的弱化，而是运作逻辑在数字语境下的结构性调适。当个体面对海量潜在联系时，若将持续责任作为普遍伦理要求，既无现实可行性，亦会阻碍正常的互动秩序。回应性伦理通过降低对初始联系的持续承诺强度，转而强调互动的边界清晰、状态可识别与关系可终止，从而在关系高度流动的条件下，保障了大规模社会互动的协调性与基本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