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灭菌”说：“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错失欧洲军事革命，而非无科学”。“法国人拥有雄厚的科学基础，不也同样败给了没有更‘高明’科学、却完成军事革新的英国”。

反驳：在西欧的军事革新当中，“其近代科学的兴起为火器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方火器制造技术“重视数学比例关系的模数思想，即火器倍径技术，使造出来的火器大小形制标准统一”。一些科学家“以近代物理学、数学知识为依据，运用实验和分析的方法，对16世纪以来火器技术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弹道和瞄准、倍径、金属材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欧洲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英国人也“拥有雄厚的科学基础”。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包括：雷科德，数学教育家，1510年出生。迪格斯，数学家，约1520年出生。迪伊，数学家、天文学家，1527年出生。吉尔伯特，物理学家，1544年出生。哈里奥特，天文学家、数学家，1560年出生。培根，哲学家，1561年出生。哈维，生理学家，1578年出生。沃利斯，数学家，1616年出生。奈皮尔，数学家，1617年出生。配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1623年出生。波义耳，物理学家、化学家，1627年出生。雷恩，天文学家，1632年出生。洛克，哲学家，1632年出生。胡克，博物学家，1635年出生。牛顿，数学家、物理学家，1643年出生。哈雷，天文学家、地理学家，1656年出生等等。

根据《明清火器技术史论》，“西方火器技术的最初发展环境并不如中国，铳炮的制造和使用都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变革对火器技术影响很大，颗粒状火药（corned gunpowder）的出现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以后欧洲的火器制造方式。1410—1420年，欧洲大陆普遍开始使用颗粒状的火药”。

“为了适应新的颗粒状火药，火器必须进行全新的设计，相应的新的弹丸也开始出现。火药的燃烧特性会影响一系列与火器相关的技术要素，如铳管长度、铳管直径、后膛的形状、弹丸的属性等。在15世纪以及 16世纪早期，铳炮制造者、使用者、火药制造者都在进行着漫长的探索和试验”。

“经过几个世纪的长期实践，铸炮工匠在16世纪中期就火器的外形和操作方面已形成了共识”。“在16—17世纪中，火器已在欧洲陆战和海战中发挥核心作用”。

“欧洲的科学家们较早地将力学的研究投向军事领域，涌现出了塔尔塔利亚、伽利略等一批标志性人物，对火器弹道学形成了较为专业的认识”。“西方火器制造技术胜过中国之处在于其重视数学比例关系的模数思想，即火器倍径技术，使造出来的火器大小形制标准统一，这与中国造出的火器有着质的区别”。“与中国传统马面敌台相比，西式铳台为三角形，可以减少射击死角”。

“西方火器技术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超过中国，在于其近代科学的兴起为火器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家对军事技术问题极为关注，如被视为近代科学先驱的达·芬奇就曾担任军事工程师。 甚至伽利略、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也致力于探讨这些问题，他们以近代物理学、数学知识为依据，运用实验和分析的方法，对16世纪以来火器技术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弹道和瞄准、倍径、金属材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欧洲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而且，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小手工业作坊转变为工场，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经济价值为导向的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使火器较早地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相比同时代的中国，则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16—17世纪的中葡战争、抗倭战争，使佛郎机铳和鸟铳这两种先进火器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火器知识体系造成了持久且深入的冲击，革新和重塑了明朝的火器观念”。

“在（屯门、西草湾）这两次战争中，葡萄牙人的舰载佛郎机铳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给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明军造成了较大损伤，明军不得不以纵火船只冲击、潜水凿沉舰船等方式损毁对方的战斗力。通过战争，佛郎机铳这种先进的火器被汪鋐等军事将领和官员留意并接触，随后很快便开始了明朝官方主导的仿制过程，对明代火器技术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在中西会通的历史背景下，耶稣会士因其对中国推行“知识传教”策略，使西方大量的近代科学知识和器物传播到了中国。而在西方科技的传播过程中，最受明廷关注的则是天文历法和火器技术。这一趋势由徐光启、李之藻等在朝中力推而得以加强”。“红夷大炮是明廷在面临东北边患时主动引进的。在徐光启的大力倡导下，明廷先后三次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募西炮西兵，由此促进了西方火器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红夷大炮的引进，其影响远远超出器物层面，其对中国火器技术知识谱系的冲击是革命性的。由器物到理论、由模仿到创新、由经验积累到明理识算的转变，《西法神机》《火攻挈要》《守圉全书》等详细记载了西式火器技术，在弹道学、倍径技术、铳台技术等方面极大推进了中国火器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