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第17录 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加速重塑知识生产、资本与技术逻辑深度支配人类生活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科危机背后反映出的是文明危机。技术越强大，人类越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何在？当工具理性不断吞噬价值理性，“文明叙事”肩负着关系现代化走向、人类命运选择的战略重任。
从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原创性的论述切入，追溯西方文明从启蒙理性到技术加速主义的内在困境，郑永年教授指出文科“理工科化”、知识“数字化”和人本价值失语，正在使文明失去自我解释、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深层目标，正在于以“中国性”重建文明主体性，在守正创新中完成中国文明的再叙事。
01 基于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文明再叙事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如何实现主体性和原创性？总书记进而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从今天全球性文科危机和文明危机的大趋势来看，尽管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是针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但其意义远超国界，不仅直指当代世界性文科危机的根源，更指向了文明再叙事的重要性。
2026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行重大成果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发布30项代表性重大成果（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02 发展方向错误造成人文社科危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科危机几乎是直觉可以感知到的。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文社科工作者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近代以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焦点都是技术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AI则不同，这一技术要解放的对象不仅仅是体力，更是智力。因此，人类面临被AI所“取代”“殖民”“欺骗”的大趋势 ，并且这一进程正在加速到来。尽管这一进程在一些领域较之另一些领域更为迅速，但人们相信这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不是可能性的问题。任何领域，一旦被AI所盯上，就逃脱不了这一命运。最近似乎出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趋势，即AI行业开始录用人文社科的毕业生，一些人因此认为，未来人文社科毕业生比理工科毕业生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一观点既过于简单，也不符合逻辑。恰恰相反，AI行业招收人文社科毕业生可能是人文社科加速消亡的开始。
如果文科被AI所取代，那么究其根源就在于文科发展方向的错误。近代以来，实证化被视为是文科的必然发展方向，众人趋之若鹜。不过，在早期，西方社会科学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保持着平衡，在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之间保持着平衡，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保持着平衡，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证化促成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即使如此，期间也已经有学者质疑和批评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实证主义只是收集无关紧要的事实和无视至关重要的事实的狂热，实证主义把形而上学视为禁忌，表现为理论的愚昧。很可惜，在实证主义“狂热”潮中，这样的思考很少有人问津。深刻的危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科盛行微观化、数量化、模型化。简单地说，文科被文科学者“理工科化”了。而理工科化的进程则在AI时代来临之后突然加速。今天，“AI赋能”似乎变成了教育科研体系的唯一目标，包括AI for science、AI for social science、AI for medicine，或者AI for everything。人文社科领域一旦被人工智能化，那么所有的东西都被简化成为了数字。
实际上，早于今天的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前，文科危机已经变得非常深刻了。经验地看，AI的崛起过程便是人文社科衰落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AI崛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文科就失去了其发展动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那个时候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思想大家。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人文社科大家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成长的。和其它领域一样，社会科学也是“时势造英雄”。一方面，类似一战、二战那样的人类苦难激发了人类的思维，六十年代思想兴盛是此前苦难的结果。但是，六十年代之后，所有的危机似乎被“浪费”。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苏联的解体到今天各个区域的战火纷飞，人类并不缺危机，但并没有出现人类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突飞猛进也没有反映在人文社科的发展上。近代以来的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对西方人文社科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196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已经导致了经济形态的巨变，对传统社会形态和政治形态构成了巨大的冲击。AI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正在促动社会政治巨变的技术。但是，在AI重塑人类甚至在重新定义人类本身的同时，我们人类浑然而不知，随波逐流。当无论是苦难还是技术进步都促动不了人文社科变化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说人文社科已经处于深度危机之中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间线图表（图源：世界历史百科全书）
03 文科危机不是学科危机，而是意义危机
文科危机只是表象，更深刻的危机在于文明危机。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其思想体系，思想体系的核心表达便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自主知识体系。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科危机并非简单的“文科危机”，而是更为深层次的文明危机的一种折射。
文明危机应技术变迁而生。历史地看，技术的进步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不断制造危机。如果当人类有能力回答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的意义的时候，那么技术能够增进人类福利，而减少甚至消除技术进步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但是，一旦当人类没有能力回答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的意义的时候，那么文明危机就发生了。这也就是人类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技术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无能回答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的意义。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迄今，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一直在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反映人类文明核心的人文社科一直是这一全过程中最有力的“帮凶”。这尤其反映在西方的人文社科界。长期以来，有关人文价值的争论被放置一边，甚至被人们所抛弃。贯穿在从六十年代盛行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到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终结论”这一连续过程之中。自上世纪崛起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更是资本主导的象征。今天，美国科技右翼的“加速主义”更是一种让技术本身来主导人类社会变化的新意识形态。
一旦让资本和技术主宰了人类，那么文明就岌岌可危了。不断发生的区域冲突甚至战争只是文明衰落的一种迹象。技术被轻易地用来“绑架”他国领导人，用来“斩首”其它国家领导人，用来屠杀平民。尽管技术的进步显示了人的优越地位，但是站在人的生命价值看，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人类的进步。
04 危机根源在于技术进步与价值回答之间脱节
这里有必要检讨西方“文明叙事”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尽管西方科技发达，但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从古希腊文明到现代美国文明，人们所见到的是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但这一进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技术经济进步的同时，西方也能够回答“人本身的价值如何？”这一核心问题。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概念来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对齐的。
西方文明曾经是宏大的文明，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西方文明有神性也有人性，有激情也有理性，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但在欧洲进入宗教黑暗时代之后，神与宗教占据主导地位，人的地位被消除了。因此之后便有了文艺复兴，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再到启蒙运动，西方从制度上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一方面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重新定义了人。启蒙运动把人简化成为“理性”，并且此后，对“理性”的定义一直处于萎缩过程之中，直到今天需要再一次重新定义人了。
理性即是科学，人即是理性。这是启蒙运动对人的最为简单的再定义。因此，启蒙运动之于人类具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意义，一方面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把人的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人类的“萎缩”过程。前者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则是一个“去意义”的过程。经验地看，启蒙运动也创造了两个世界，一方面缔造了人们所见的现代世界，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无穷尽的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前者呈现为人类生活高度发达的物质属性，后者呈现为人的生命意义的缺失、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等等。
如果从“人文价值”来检讨，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简单再定义必然导致其对人类的“去意义”化过程。在西方，后来人对启蒙运动已经多有批评，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启蒙运动藐视人文学科。启蒙运动虽然确立了理性主义，但这场运动是庸俗的、功利的、缺乏精神和信仰的一种没有方向的尝试。启蒙运动蔑视诗歌、诋毁宗教、排斥天才、不尊重人类生命中崇高的热情。理性成为人类的最高法则，而激情、信仰、艺术甚至成了贬义词。启蒙运动推崇的是理性和科学，提倡的是严谨和澄明，但文学和诗歌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性，历史、宗教、文学、和诗歌必然走向激情、混乱与情绪，所以它们被启蒙运动排斥在外。例如，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建议父母要扼杀孩子的诗性，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理性主义的特征，诗歌被视为是人们的胡言乱语。牛顿也认为，诗歌是精心的胡编乱造，接近于白痴。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看来，诗歌可以点缀科学的真理，但并不能创造真理。伏尔泰说，只有充满理性的文艺作品才是伟大的文艺作品。
第二，正如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所指出的，启蒙运动轻视人类的灵魂，忽视了人的心灵中藏着的比理性更为重要的东西。歌德认为，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根本无法忍受人类复杂的心灵。这导致启蒙运动对人类的美学毫无建树，他们只关注那些外在的、肤浅的自然客体，而无视人类心灵中那些永恒的、深度的东西。歌德认为，启蒙运动的这种肤浅，必然导致启蒙运动走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第三，启蒙运动混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启蒙运动哲学家们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可以为宗教和道德提供明确的指导，因此把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当做了死物。他们混淆了自然客体和人类社会，混淆了道德和事实，混淆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无论科学如何昌盛，它也无法为道德提供价值，因为科学没有价值观。科学只是人类对自然真理某种粗粝的描述，它既不是真理，也不包含道德，科学无法对道德提供任何意义。
最后，启蒙运动造就了乌托邦主义。以激进的黑格尔主义为代表，启蒙运动相信，历史是一个“目的论”的过程，最终的方向必将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所以，追求道德目标是一种道德律。于是，他们转向了一种激进的道德观，设想出这样一个世界——人类不需要劳动，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等等。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推翻现有的一切才能实现。于是他们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并且认为自己的手段是科学的。这种思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更导致了20世纪的重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极权主义的兴起和大屠杀等等。
1937年7月，民众在旧金山举行示威，抗议裁员及减薪（图源：美联社）
05 西方文明叙事失衡的历史教训
尽管人们把近代以来的很多灾难和启蒙运动关联起来，但或许是因为启蒙运动造就了现代世界，启蒙运动依然被视为一场伟大的运动。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二战以来，人们一方面反思启蒙运动，另一方面依然继续把“人”简化。启蒙运动把人简化为理性，但这个“理性”被越来越狭义地定义。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人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但西方文明对理性的定义却促成了人的“魔鬼”一面被张扬，而“天使”一面被遏制，尽管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人们所弘扬的依然是“天使”一面。结果便是以“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而这正是当代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1945年7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项目研发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被自己的成功震撼的同时想起了印度史诗《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甚至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不同的是，人类已经没有了像奥本海默那样能够反思的具有人文主义的科学家了。
这是极端理性主义的必然逻辑。根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每个人都可以在追求私利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在个体层面，理性意味着性恶，意味着极端的自私；在组织（例如公司）层面，公司只需要考虑利润，而完全不需要考虑劳工、环保等外在影响；在国家层面则假定存在着“国家的理由”，一旦被视为是追求国家利益，那么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在所有这些层面，理性越来越表现成为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尽管技术层面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人文危机（亦文明危机）因此变得更为深刻，甚至是不同本质的危机。19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彻底改变了西方传统经济结构，摧毁了西方传统社会结构，也因此瓦解了西方传统的治理结构。今天，科技右翼的“加速主义”主张较之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有过之而不及。新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是间接的。但科技右翼的“加速主义”不仅在直接重塑着西方的经济结构，而且也在直接影响社会和政治领域。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科技右翼建立在一种极端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之上，它试图通过加速技术发展来逃避民主对社会变化的制约，不仅借此缓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而且从长远看塑造一个新的“上帝”，即无所不能的AI。如果科技右翼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那么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再次需要重新定义人类。纵然科技右翼设想了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可以从以往的体力甚至脑力解放出来，但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这里人再次被置于客体地位，被置于“养民”的地位。尽管AI解放了人类，但实际上机器让人变成了奴隶。在一个无需劳作和思考的“新世界”，人和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尽管这是一种最佳的场景了，但这种场景是人类所需要的吗？因为长期以来，资本和技术主导着人文社科研究，人们不再有能力提出类似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去回答类似的问题了。人文社科危机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刻的人类危机。
特朗普的科技界人脉，与传统商界精英相比，科技右翼显得更具政治野心和战斗力，蒂尔、马斯克、安德森等人均深度介入特朗普的权力集团，展现出强势的政治议程塑造能力（图源：NBC）
06 中国文明再叙事的时代意义
文明是在自我更新中得以延续得以发展的。不用说是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自近代以来，在适者生存式的现代化竞争中，一些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另一些文明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文明变成了极具侵略性质，而另一些文明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文明与现代化既可以互相支撑，互相强化，但也可以互相损耗，互相弱化。现代化既可以赋能文明，但也可以弱化文明，甚至把文明导向错误的方向。尽管有太多的因素影响一个文明的生存和发展，但这个文明的“文明叙事”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文明叙事既是属于这个文明的人们对自己文明的认知，更是属于这个文明的人们对自己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视为是中国“文明叙事”的指引。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确立“中国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自主知识体系才具备“原创性”。这里的“中国性”便是“文明性”，只有在坚守“文明性”的前提下，“原创性”才具有文明的意义。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守正创新”的意义。如同很多文明，今天，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其它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告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任何文明都要解决好自己的“文明叙事”这一核心问题。正如“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所显示的，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同样，中国文明的进化也是“中国式”的。今天，只有在坚守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同时与时俱进，中国文明才能经万世而不息。
因此，有两个结论是非常清楚的。第一，只有在把我国的哲学人文社科建设和文明叙事结合起来思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才能凸显其历史的纵深意义和时代的现实意义。人们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价值和目标在于中国文明“再叙事”。第二，只有把文科和文明关联在一起加以考量，才能够看到文科本身的发展对于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文科和文明的关联中，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论述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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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伍子尧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