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与科技追赶，与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制度结构紧密相联：资源匮乏的约束促使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选择了主要依靠外资和用市场换技术的工业化战略；基于政绩考核的激励体系协同了国家建设的动力和经济发展的市场逻辑；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了战略统筹与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供给；高度整合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催生了独一无二的“反向创新”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其新书《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纵深开始研究，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构建了“资源约束-激励体系-国家能力”三重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旨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独特性与可持续性，并提供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在本书中，张军教授写道“我希望在这本只有10万字的小书中为读者更好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提供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而这个框架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是如何将国家建设的动力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相兼容的……本书针对的读者对象不仅是专业学者，还包括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重大现象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我在写作中尽量不使用过于专业的概念和处理方法，多使用一些普通读者熟悉的故事和易于理解的数据。”
下文摘编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第一章、第六章。
《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张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
【文/ 张军】
中国经济崛起现象中的基本特征事实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广泛认为是个奇迹。不仅如此，中国今天在科技应用与创新领域也跨入世界前沿，且保持快速进步的势头，取得耀眼成就。中国在特高压输电网络、绿色能源、通信网络、算力和高速铁路等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拥有一流的公共基础设施，这使得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的成本优势。这些方面的表现已远超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最好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大潜力水平。
从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全球历史来看，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同寻常，到底该怎么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寻找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框架必须基于并且能够捕捉到中国经济崛起现象中的基本特征事实。
中国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第一，外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超乎寻常的角色，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三十年，以至于有经济学家批评说，中国似乎“过度”利用了外资；
第二，尽管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市场机制得到允许和鼓励，但政府依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具有罕见的国内市场规模且市场高度整合；
第四，中国的生产体系先进且拥有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
第五，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科技进步受技术应用的驱动，表现出反向创新的优势。
这些特征事实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同寻常的表现，能解开中国经济崛起之谜的分析框架在逻辑上必须有助于解释产生以上特征事实的基本原因。
大一统国家的三重作用机制
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个大一统国家。即便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分裂的时期，但都能迅速复原，重新回到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要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强劲崛起的必然性，就要从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入手，寻找其重要的作用机制，这样才能够揭示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和科技追赶的原因，前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那些特征事实也才能够在逻辑上得到合理解释。
首先是资源长期匮乏的约束。从历史上看，大一统国家长期社会稳定，带来人口的持续增长，而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总量相对有限，从而形成了过密的人口和过高的人口-资源比率。这一约束条件限制了国家长期资本积累的能力。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并在较低的资本积累水平上实现了农业的精耕细作，但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在中国需要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耕地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源偏少导致国家的经济剩余极其有限，加上外汇不足，这些都制约着工业化的实现。
因此，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决定要依赖大规模的外资（FDI）来推动中国的再工业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了外资：一方面，“市场换技术”，用国内市场准入的对价来吸引外资，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逐步推动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实现出口创汇。两条路径并行推进，最终实现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
其次是激励体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预料到，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集权国家，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是受到限制的。这样的看法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发展中世界，真正伤害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机制的是不作为且腐败的政府。
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在长期治理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和升迁机制，这种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把中央的发展目标传导到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治理模式。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的晋升与考核往往与其治理绩效密切相关。例如，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长、社会秩序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都会成为评价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往往会主动推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市场友好型的治理模式。并且，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官员激励体系会带来地区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创造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空间。
最后是国家能力。毫无疑问，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其国家能力体现在多个维度上，其中，战略规划和统筹能力使得国家能够在一些基础性和战略性关键领域进行跨区域的战略规划和资源调配，从而为整体经济创造显著的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
一方面，统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体系减少了地区之间的制度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这种统筹能力还体现在基础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普惠性供给上，如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体系及金融清算等基础服务的供给。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为生产体系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且低成本的基础条件。
正是基于这种统筹能力和基础产业领域实现的普惠性供给，中国不仅形成了规模庞大且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而且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拥有更低成本的优势。
大一统体制下的“反向创新”模式
如果线性创新模型描述的是从“0”到“1”再到“N”的创新路径——先有科学发现，再有大规模商业化，那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则呈现出一条方向不同的路径：先“1到N”，再“N到N+1”。“1到N”中的“1”并非从零开始的原始创新，而是已经存在的技术起点——可能是引进的，也可能是模仿借鉴的；“N”代表的是在大规模市场中的广泛应用和快速商业化。而“N+1”中的那个“+1”，是在大规模应用过程中催生出来的、具有原创性质的新突破。
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可以让技术的受让国不断积累原创能力。这种可能性并非必然，而是需要满足一些重要的条件，比如应用可以触达的市场规模，受让国教育体系的质量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对技术的吸收能力等等。在这些条件中，应用市场规模尤其关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阿罗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证明，随着累加产出的增加，单位成本会沿着一条学习曲线持续下降，换句话说，生产规模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内生动力。罗森伯格进一步将这个思想拓展为“用中学”，指出对很多复杂技术产品来说，从飞机发动机到大型软件系统，其真正的性能改进和设计优化，只有在长期大规模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才能被发现和实现。用户在使用中积累的经验，会反馈给生产者，推动技术走向完善，甚至催生出全新的设计方向。
这一思想对于理解中国的反向创新极为关键：当十多亿用户在使用同一套数字支付系统，当数千万辆电动汽车在同一个市场上行驶，这种大规模“使用”所产生的经验积累和数据反馈，本身就是推动技术走向前沿的强大力量。阿里巴巴“双十一”购物节所创造的极端交易峰值，正是海扬（OceanBase）数据库这一原创技术诞生的直接推动力。
中国拥有近7亿户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超12亿户的5G电话用户，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通过高度统一的支付系统和数字基础设施相互连接，这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一数字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中，任何一项技术的应用规模都可能达到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量级。而正是这种量级，创造了“反向创新”的路径：并非从“0→1”出发，而是先把已有技术在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中铺开到极致（1→N），再在这个大规模应用的过程中催生出真正原创的技术突破（N→N+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本国市场效应”从理论上预言了一种现象：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产业中，拥有更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成为这些产品的净出口国。中国今天在电动汽车、AI模型、电商平台技术、移动支付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正在验证这一预言。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更取决于制度的基础设施：语言的统一性、法律和监管的一致性、要素流动的畅通程度、支付体系和物流体系的可整合性。
正是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将14亿多人口转化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中国以本国市场的巨大效应，实现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