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上一天班，少长一点肉

整理 | 周舒义、平生

少上一天班，少长一点肉审稿人越难缠，论文发表后引用量越高现代医疗使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锐减挨冻或能帮助减脂紧张为何让你“大脑短路”？从“不支持”到“可能有效”：前列腺癌筛查迎来证据反转劳动时唱号子，能防止团队越干越快重赏之下有“学霸”：奖励越大，学得越快

少上一点班，可能更不容易胖

在近期举行的2026年欧洲肥胖大会（ECO 2026）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Pradeepa Korale-Gedara博士及其团队发布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年工作时长每减少1%，OECD国家的肥胖率平均下降约0.16%。

研究团队对33个OECD国家在1990年至2022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数据来源涵盖OECD、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以及世界银行。

截至2022年，OECD国家间的肥胖率差距巨大：美国成年人肥胖率高达41.99%，日本仅为5.54%，智利、墨西哥和新西兰等国肥胖率均超过30%，北欧和西欧多国保持在20%以下。

而在年度工作时间方面，差距同样显著。工时最短的五个国家依次为：德国（1340小时）、挪威（1422）、比利时（1422）、瑞典（1436）和荷兰（1450）。工时最长的五国分别是：哥伦比亚（2282）、墨西哥（2226）、哥斯达黎加（2149）、智利（1966）和以色列（1891）。美国（1811）位于较高区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 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田进制图

研究团队通过计算机建模发现，1990至2022年间，年工时每减少1%，整体人群的肥胖率下降约0.16%。当数据按性别拆分时，男性受到的影响更显著，工时减少1%对应肥胖率下降0.23%，而女性仅为0.11%。

更有趣的是，这一关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

在1990至2010年这一较早时期，工时减少1%与整体肥胖率下降0.17%相关，男性下降0.24%，女性下降0.17%。

在2000至2022年这一较近时期，对应的下降幅度变为整体0.13%、男性0.12%、女性0.17%。

研究团队认为，工时对肥胖的影响在较早时期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2000年以后，公共卫生干预政策的推进、社会健康意识的提升，以及营养与运动相关文化观念的转变，部分抵消了工时延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上班如何撑大了腰围？研究指出，一是时间挤压：工作占据大量时间，意味着锻炼时间减少，做饭时间被压缩，人们更倾向于依赖高能量密度的便利食品和外卖；二是心理压力：长时间工作引发的紧张情绪会促使“应激性进食”，并提升皮质醇水平，而皮质醇升高本身就与体重增加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连锁反应：疲劳还可能影响睡眠质量和代谢功能，进一步加剧肥胖风险。

除工时之外，研究还揭示了其他几个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因素：人均GDP每增长1%，肥胖率下降约0.112%（男性0.16%，女性0.11%）。城市化率每提升1%，肥胖率下降约0.02%（男女相近）。此外，较高的食品价格与较低的肥胖率之间也呈现负相关。

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各国平均能量摄入和脂肪摄入与肥胖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例如，OECD中拉美国家的能量与脂肪摄入水平远低于挪威、西班牙、法国、丹麦和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但拉美国家的肥胖率却显著更高。这一现象提示，单纯从“吃了多少”难以解释肥胖问题。

研究者在结论中呼吁：各国应通过规范工作时间、改善带薪休假制度、优化食品环境等政策，将公共健康置于优先位置。

审稿人越难缠，论文发表后的引用量越高

对科研人员而言，劈头盖脸收到审稿人的成堆修改意见，往往令人倍感压力。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这种“折磨”或许并非坏事——经历严苛评审的论文，最终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反而更大。

这项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复杂网络专家曾安及其团队完成，相关预印本论文近日发布在arXiv，未经同行评审。研究团队对《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数千篇论文的同行评审往来文件进行了系统分析。该期刊自2016年起公开部分已接收论文的评审文件，并于2022年起强制要求所有评审报告公开。

研究团队从2017年至2024年间每年随机抽取1000篇论文，借助Anthropic开发的Claude模型对共计8000篇已发表论文的评审文件进行了分析。他们要求AI从多个维度对审稿意见进行评分：包括意见的建设性、观点强度以及质量（即意见的具体程度和论证严密程度）。

曾安举例说，如果审稿人指出论文的主要结论“缺乏证据支持”，那么这条意见在“观点强度”上得分会很高，但若没有进一步给出解决建议，则其“建设性”得分不会高。

为了评估作者对审稿意见的回应，AI模型评估了修改的“成本”（作者为回应评审意见所付出的工作量），同时还判断作者是接受还是反驳了审稿人的批评，以及相关问题是否在后续评审轮次中得到解决。

研究人员追踪了论文发表后三年内的被引用次数。结果发现：那些遭受更严厉批评、被要求进行更大幅度修改的论文，其引用量显著高于那些轻松通过评审的论文。审稿意见的质量也与高引用率呈正相关，但意见是否具有建设性似乎并不影响论文的引用情况。

曾安指出，这一发现“与‘更具雄心或更具影响力的工作往往会受到更严苛的质疑’这一观点相吻合”。同时这也可能意味着，严苛的评审过程促使作者在发表前进一步打磨完善了研究，从而提升了论文获得高影响力的可能性。

研究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当审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时——尤其是当严厉批评仅来自某一位审稿人时，作者更倾向于反驳这些意见。

匈牙利厄特沃什·罗兰大学的元科学研究者Balázs Aczél指出，由于该分析仅针对单一期刊，且仅覆盖了过去八年间全球已发表论文中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其结论不能简单推广到所有期刊的所有评审情形。此外，研究团队只能分析被接收论文的评审，而无法获取被拒论文的评审信息，“我们无从知晓审稿人是如何评价那些未能通过评审的论文的”。

不过，他依然肯定这项研究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努力”，“很高兴看到有实证研究在探索同行评审体系的不同维度”。

研究团队也坦承数据的局限性。他们使用包括谷歌Gemini在内的其他大语言模型重复了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团队还邀请人类专家对部分评审文件进行了评分，结果显示人类专家的评估与Claude的判断高度契合。但曾安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与人类判断完全等同，我们谨慎地不将其呈现为确定无疑的‘标准答案’。”

曾安团队计划尽快将该论文提交给期刊评审，不知道届时审稿人的意见会不会很严厉？

相关论文：https://doi.org/10.48550/arXiv.2604.14047

现代医疗使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锐减

即使只是少量接触现代药物，也能迅速改变人体内的微生物组。5月20日发表在Cell Reports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偏远区域亚马逊原住民的肠道微生物在仅接受几次医疗诊治后，就开始向城市工业化人群中更常见的模式转变。

“这项研究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肠道微生物的敏感性。”文章通讯作者、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Maria G. Dominguez-Bello表示，“它为未来研究我们在使用抗生素等可能耗尽肠道微生物的药物后，如何恢复自身的微生物群，打开了大门。”

生活在委内瑞拉偏远亚马逊雨林中的原住民，依靠祖传知识和技术进行捕鱼、狩猎、采集和耕作。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饮食长期以来基本没有改变。然而，自2015年底以来，部分村庄开始接受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季度性医疗访问项目，该项目旨在治疗和预防盘尾丝虫病（即河盲症）——这是一种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流行的寄生虫感染。通过该项目，村民可以获得常规的抗寄生虫药物等基础医疗服务。

“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条件。”Dominguez-Bello表示，“我们从城市社会的研究中了解到，抗生素会对肠道微生物产生巨大影响，但我们并不清楚，即使是基础医疗，对那些极少接触医学的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研究团队于2015年10月首次随医疗队访问了这些村庄，并于2016年2月再次到访。他们从335名参与者身上采集了肠道、口腔、鼻腔和皮肤的样本。

研究发现，即使在饮食或生活方式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村民的肠道微生物群在第一次接受治疗后就开始向工业化社会人群的特征转变。经过4个月的治疗，村民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下降，通常与纤维消化相关的细菌——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和密螺旋体属（Treponema）的数量减少。与此同时，在工业化人群中更常见的细菌类群，如拟杆菌门（Bacteroidota）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在村民体内变得更加丰富。

这些变化与长期有医疗接触的村庄中观察到的情况一致，在后一类村庄中，某些微生物类群逐渐变得不那么常见。这些变化表明，医疗接触可能促使微生物组向更城市化的结构演变，其中儿童的变化最为显著。

研究团队还分析了村民体内微生物功能可能发生的变化。他们发现，治疗后，肠道中参与分解简单碳水化合物和产生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微生物基因变得更常见，而与某些代谢过程及纤维发酵相关的基因则有所减少。

“这些原住民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几乎是美国普通人的两倍，高多样性意味着他们拥有多种执行相似功能的微生物。”Dominguez-Bello表示，“这些社区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微生物组仍存在巨大差异。但如果多样性持续下降，就可能面临丧失重要功能的风险。”

这种变化不仅局限于肠道。研究人员还发现，口腔、鼻腔和皮肤上的微生物群落也发生了改变，不过每个身体部位的反应各不相同。例如，村民的口腔微生物多样性有所下降，但在第一次医疗访问后，鼻腔群落的多样性却有所增加。

Dominguez-Bello指出，治疗河盲症等传染病的项目确实能挽救生命，但未来的公共卫生策略也应考虑如何尽量减少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微生物组非常敏感，且可能迅速变化。从肥胖到过敏，甚至某些癌症，许多疾病都与肠道微生物有关。了解如何保护和恢复微生物多样性，有望成为改善人类健康的重要一环。”Dominguez-Bello说。

相关论文：http://dx.doi.org/10.1016/j.celrep.2026.117343

挨冻或能帮助减脂

欧洲肥胖大会（ECO 2026）上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穿戴冰背心或每天洗冷水澡可能成为减肥的有效辅助手段。这项研究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LUMC）联合开展。

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参与者每天早晨穿戴冰背心和腰带两小时，同时正常进行日常活动。这些冰背心和腰带穿在一件薄T恤外面，内部装有凝胶冷却包，冷却包经过整夜冷冻后可维持15℃的低温。另一组则作为对照组，未接受冷暴露干预。

经过六周的实验，冷暴露组参与者平均减重0.9公斤（约2磅），且几乎全部为体脂减少。相比之下，对照组不仅没有减重，反而平均增重0.6公斤（约1.3磅）。

低温为何能促进减脂？研究共同作者、诺丁汉大学的海伦·巴奇（Helen Budge）教授解释说：“每日的冷暴露可以激活棕色脂肪，而棕色脂肪会利用体内储存的脂肪来产生热量。穿戴冷却背心可能会让棕色脂肪变得更加活跃，并对体内的脂质、血糖和炎症水平产生有益影响。这些都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研究团队目前正在探索其他形式的规律性冷暴露是否也能减少肥胖、降低炎症水平并预防心脏病。他们同时在荷兰开展了一项针对34名女性的独立研究，以验证冷水澡是否同样能促进脂肪燃烧——受试者将在每天早晨用冷水洗澡90秒。

巴奇教授表示：“我们的假设是，冷水澡和冷水游泳可能具有相同的效果。”不过她也提醒，冷水游泳与冰背心的效果不能直接比较，因为“游泳过程中还涉及冷休克等其他生理反应——跳进湖中会对身体产生其他影响。”

尽管冷暴露作为减重手段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但这项研究为肥胖防治和心血管疾病预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除了管住嘴、迈开腿，“冷一冷”或许也能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有益补充。

紧张为何让你“大脑短路”？

求职面试、重要演讲、突发考试……高压情境下，你是否思维迟钝、大脑空白？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的研究表明，急性压力会损害大脑将新旧记忆相互关联的能力，从而削弱推理和洞察表现，让人难以灵活运用已有知识、表现失常。

人脑通过一种被称为“整合”（integration）的认知过程，将新信息与旧记忆联系起来，从而做出推断。例如，如果你记得朋友穿着一件亮绿色外套，那么当你在公园长椅上看到一件亮绿色外套时，你的大脑可能会整合记忆和眼前的视觉信息，推断朋友可能就在公园里。

这种能力在焦虑症、精神病性障碍等心理疾病患者身上往往受到损害。而大脑中负责整合的关键区域——海马体，恰恰对压力极为敏感。基于这一线索，德国汉堡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拉尔斯·施瓦贝（Lars Schwabe）及其团队设计了一项实验，探究急性压力如何影响大脑的整合与推理能力。

压力对大脑有广泛的影响。| Credit: K H Fung/Science Photo Library

研究团队招募了121名参与者，并设计了一项为期两天的实验。

第一天，参与者需要记忆一系列配对图像，每对图像包含一只动物以及一张人脸或一处场景。

第二天，约半数参与者被安排参加一场模拟求职面试，需要为自己竞聘一个虚构职位进行答辩，并完成复杂的心算任务；而对照组则只需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做一段演讲，并完成简单的心算。

完成压力任务后，所有参与者再次观看一组配对图像，这次每对图像由一只动物和一个三维几何体组成。随后，研究人员逐一展示之前出现过的三维几何体，并提供多个人脸或场景图像，要求参与者选出与该几何体最可能关联的那一张。

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在第一天记住了“猫+森林”的配对，第二天又记住了“猫+蓝色立方体”的配对，那么只要大脑成功整合了两天的记忆，他就应该能够把蓝色立方体与森林场景联系起来。

为弄清参与者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实时监测脑活动。作为基准，他们首先确定了海马体中不同区域分别对应哪类图像——动物激活某一特定区域，三维几何体激活另一区域，而人脸和场景则激活第三个区域。

结果发现，当高压组参与者看到三维几何体时，他们大脑中对应“人脸和场景”的区域激活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说明他们的大脑并未像对照组那样，将几何体与此前记忆中的人脸或场景建立起牢固的神经联系。

研究人员解释说，“通常当你接触新事物时，过去的经验会有一丝‘闪回’浮现脑海，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闪回支撑了记忆的整合。而在承受高压的受试者大脑中，这种‘闪回’基本上消失了。”

有趣的是，在最终的行为测试中，高压组参与者在实际判断图像关联时，准确率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

研究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fMRI对记忆联结的检测灵敏度高于行为测试本身。也就是说，压力对大脑的影响在神经层面已经显现，只是尚未严重到在外显行为上表现出来。这一发现也提示，压力对认知的隐性损害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普遍。

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关键时刻容易“卡壳”，也为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认知症状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认识到压力如何“切断”我们的思维链条，或许是改善学习、工作和决策表现的第一步。

相关论文：https://doi.org/10.1126/sciadv.aea5496

从“不支持”到“可能有效”：前列腺癌筛查迎来证据反转

长期以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PSA检测）是否应被用于前列腺癌筛查，一直是公共卫生和泌尿肿瘤学领域的争议问题。过去二十年里，医学界的核心担忧是：PSA检测虽然能发现更多前列腺癌病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是进展缓慢、不会危及生命的肿瘤。由此带来的过度诊断、侵入性活检和不必要治疗，可能抵消筛查带来的潜在收益。

现在，这一判断出现了重要变化。国际循证医学组织Cochrane在5月15日发表的最新综述显示，PSA血液检测“可能降低”男性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而且不会增加因前列腺活检或治疗导致死亡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基于近8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与Cochrane在2006年和2013年两次综述中“筛查不能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的判断形成鲜明对比。

前列腺癌是男性最常见癌症之一。文章指出，2022年全球新增前列腺癌病例约150万例，但多数确诊者最终并不会死于该病。PSA是一种由前列腺产生的蛋白，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发现，通过血液检测PSA水平可以帮助发现前列腺癌。此后，PSA检测在多国逐渐普及，前列腺癌记录病例数也显著上升。

问题在于，PSA升高并不等于存在致命性癌症。检测结果可能来自生长极慢的肿瘤，也可能来自良性前列腺增生。阳性结果往往会引发进一步检查，包括前列腺活检；部分患者还可能接受手术、放疗或其他治疗。对于本不会因肿瘤受害的人群来说，这些干预可能造成尿失禁、性功能障碍、感染等现实伤害。因此，PSA筛查长期处于“早发现”与“过度医疗”之间的争议地带。

1990年代，美国和欧洲分别启动了大规模随机试验，希望厘清PSA筛查的真实价值。美国的PLCO试验在随访7至10年后，没有发现年度筛查组与对照组在死亡率上存在显著差异。欧洲ERSPC试验则在中位随访9年后发现，接受PSA筛查者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较低。两项核心研究给出的方向并不一致，世界各国关于PSA筛查的政策也存在分歧。

这次Cochrane综述之所以出现转向，主要有两个契机。第一，研究者纳入了英国和芬兰两项新的大型试验，新增样本超过45万人。第二，早期PLCO和ERSPC等研究提供了更长时间的随访数据，其中部分参与者被追踪长达23年。前列腺癌通常进展较慢，因此筛查对死亡率的影响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显现。

从绝对收益看，PSA筛查带来的生命获益仍然有限。最新综述估计，每筛查1000名男性，可能会额外发现36例前列腺癌，并挽救2名男性的生命。同时，综述认为筛查对活检或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几乎或完全没有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PSA检测并非一种收益巨大的筛查工具，但它可能确实能在群体层面减少前列腺癌死亡。

Cochrane综述通讯作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泌尿外科医生Philipp Dahm称，这是一个“里程碑”式发现。他认为，这一结论将影响许多政策制定者。文章同时指出，多国卫生政策机构正在重新审查PSA检测相关指南。由于筛查获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未来政策讨论可能更关注那些仍有较长健康预期寿命的男性，而不是无差别扩大筛查范围。

研究人员对这一结果的反应各不相同。英国牛津大学临床科学家Lennard Lee认为，这项研究的质量及结论看起来较为可靠。但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生物统计学家Adam Brentnall指出，分析仍存在局限，可能低估了筛查的真实收益，同时也可能低估了70岁以上男性中过度诊断的问题。

因此，最新证据并不意味着所有男性都应立即接受常规PSA筛查。更准确的理解是：PSA检测的公共卫生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它可能减少前列腺癌死亡，但收益较小，并且仍需与过度诊断、心理负担、活检风险和后续治疗副作用共同权衡。

相关综述：https://doi.org/10.1002/14651858.CD004720.pub4

劳动时唱号子，能防止团队越干越快

从苏格兰的揉呢女工，到非洲的种植园劳工，再到中国的船工号子，劳动号子（work songs）作为一种跨文化、跨时代的普遍现象，长期吸引着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的关注。人们在划船、扬帆、收割庄稼或建造房屋时齐声歌唱，这究竟仅仅是为了娱乐和缓解疲劳，还是另有更深层的功能？

近期，奥地利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为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答案。该研究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首次在受控实验条件下证实：传统劳动歌曲能够稳定团队成员的集体节拍，有效防止成员在协作中不自觉地加快速度。

研究的第一作者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表示，这项研究源于他们此前对一种被称为“集体抢拍”（joint rushing）现象的关注。

“当人们一起进行有节奏的动作时，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越来越快，”沃尔夫解释道，“即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音乐家，在试图保持稳定节奏时也难以避免这一现象。”

他们将研究焦点锁定在劳动歌曲的两个共同特征上：独唱（solo vocalization）和节拍细分（metric subdivision）。

"许多劳动号子由领唱者独自演唱，或采用一呼一应的形式，这意味着至少有一部分发声是由单人完成的，"沃尔夫解释道，"此外，劳动号子常常在劳动动作之间加入音乐元素。例如，如果劳动动作是一记锤击或一次拉绳，号子可能在两次动作之间插入额外的音符或音节。"

既往研究表明，这种节拍细分能够减少团队成员动作的时间变异性，而正是这种变异性导致了"集体加速"现象。

为了验证假说，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实验，由成对的成年志愿者参与。参与者首先随节拍器敲击节奏，随后在节拍器关闭后继续以相同节奏敲击。研究的关键条件被称为“劳动号子条件”：每对参与者的其中一名反复数“一、二、一、二”，每次敲击恰好对应“一”，而“二”则正好落在两次敲击之间。

实验结果令研究团队感到惊讶。“仅仅通过让一个人以特定方式数数，集体加速现象不仅被减弱，而且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被完全消除了，”沃尔夫表示。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揭示了劳动号子的一项核心功能——通过防止个别成员不自觉地加速，提升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水平。

作者认为，对劳动号子机制的理解或许可以帮助设计新的团队协调方法，用于体育训练、康复治疗、职业安全和高风险团队协作。例如，在消防、救援、划艇、搬运或手术团队等需要多人同步行动的情境中，简单的口令、计数、呼号或节奏化发声，可能有助于减少动作失配，提高协作稳定性。

相关论文：https://dx.doi.org/10.1098/rspb.2025.2944

重赏之下有“学霸”：奖励越大，学得越快

在神经科学领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动物学习是个慢功夫——要让一只小鼠掌握哪怕最简单的任务，研究人员往往需要给它成百上千次小奖励，训练好几天才能见效。

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研究人员问了一个朴素的问题：如果奖励变大，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听起来相当简单，却被忽视了几十年。论文作者Josh Dudman 说：“整个领域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而我说的这是字面意义上的——从来没有人去验证过（奖励大小是否会影响学习速度）。”

研究团队进行实验，口渴的小鼠被分为两组，完成同一项任务。一组小鼠在完成任务后获得大分量的水作为奖励，另一组则获得少量的水。这个差异，用作者的话来形容，就像是“给一整块饼干”与“给一颗M&M巧克力豆”的区别。

结果发现，传统训练方式下，小鼠通常需要好几天、上千次小奖励才能学会任务；而获得大奖励的小鼠，在一天之内、不到10次奖励之后就掌握了任务。

更出乎意料的是个体差距的变化。在以往实验中，有的小鼠一周就能成为“专家”，有的却要花一个月——这种巨大的个体差异一直是神经科学研究的难题。但在大奖励条件下，所有小鼠都在几天内学会了任务，差异大大缩小。

研究团队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大奖励会带来如此戏剧性的变化？答案指向了大脑中的化学信使——多巴胺。

研究表明，大奖励不仅引发了更强的多巴胺反应，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持续时间更长的多巴胺信号。研究人员用人工方法把小奖励对应的多巴胺信号“延长”，结果发现学习速度也加快了。作者认为，多巴胺信号持续时间的延长，可能让大脑从每一次训练中“学到更多”，并保持更高的参与度，而任务参与度正是个体学习差异的最大决定因素。

作者认为，用大奖励训练可以大幅缩短训练周期、减少个体差异，让学习过程本身变得更易研究。Dudman表示：“这已经改变了我们实验室几乎所有正在进行的项目。”

这也表明，小鼠有可能被训练完成比之前认为的更复杂的任务，这可能让研究人员能够研究以前无法触及的有关学习和认知的问题。

相关论文：http://dx.doi.org/10.1126/science.aeb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