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美国建国250周年，《纽约客》这份知识分子杂志连续几期都有相关美国爱国主义的文章出现。上几期集中出现的文章，其导向类似是我们所熟悉的央视的主旋律，而这一期的调调儿却截然不同。
最新的一期《纽约客》的这篇文章，值得更多的人看到，文中因有大量美国历史和文化典故和晦涩之处，所以我在文中会添加一些注解。
跟大家分享完毕之后，文末老乔也评析一番，顺便谈谈“公知”这个词。
原文题目是《反思：我的祖国——爱国主义有多大的问题？》(Reflections: My Country ’Tis of Thee ——How problematic is patriotism?——Arthur Krystal)作者：亚瑟·克里斯塔尔
题图附言：一种合理的爱国主义必须既抵制自我贬低，也抵制自我吹嘘。（A plausible patriotism must resist both self-mortification and self-congratulation.）
我并非自幼就热爱美国 —— 倒不是觉得这个国家不值得被爱，而是我压根就不曾认真思考过这件事。于我而言，美国就是《效忠誓词》与《星条旗永不落》；是电视剧《独行侠》和《荒野大镖客》；是埃德・沙利文秀、校园舞会，还有那些尾翼夸张的大型轿车；是冷饮小卖部、猫王埃尔维斯，以及街头棍球游戏；也是福吉谷战场与乔治・华盛顿的传奇。那时我眼中的美国，主体是白人、以男性为主，人人仿佛都身处安稳的中产阶层。至于种族、阶级这类议题，乃至诸多其他社会问题，我几乎从未放在心上。
身在不同地方，你眼中的美国也各不相同：它可以是康涅狄格州诺斯菲尔德上空的暮色，也可以是得克萨斯州恩尼斯遍野的蓝帽花。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的少年来说，美国曾无比美好。它曾将世界从法西斯魔爪中拯救出来，彼时又俨然是抵御共产主义的壁垒。在那时的认知里，米奇・曼托是英雄，尼基塔・赫鲁晓夫则是对立面。或许我的记忆有所偏差，但我印象中，身边从没有人直白地诉说热爱美国。直到二十五岁迁居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我才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表达。
时值1973年冬天，说出这番话的是时年68岁、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威廉·麦基萨克·查普曼(William McKissack Chapman)。比尔身形高瘦，头发花白硬挺，留着一撮灰白细胡须。【注：在英语文化中，Bill（比尔） 是 William（威廉） 最常见的昵称（diminutive）之一。】他曾供职于早已停刊的《布鲁克林鹰报》，后来担任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辑，还是《体育画报》的创办人之一。一战爆发时他年纪尚小，未能参战，二战期间却远赴欧洲担任战地记者。1945年在巴黎，他曾和欧内斯特·海明威把酒畅谈，在他看来，海明威是个爱吹牛的人。近三十年后，他坐在国王街30号那栋雅致却略显陈旧的宅邸里，思索着当时占据各大新闻版面的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片刻之后，他放下酒杯，语气怅然却又坚定地说道：“天啊，我深爱这个国家。”
这让我大吃一惊。比尔属于老派人物，不习惯流露感情，所以我明白他热爱美国的方式对我来说很陌生。如果说我曾经认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我再也无法这样认为了。民权运动、政府对待美洲原住民和华人的方式、麦卡锡主义和黑名单，以及那场愚蠢而致命的越南战争，都让我改变了看法。“爱它或离开它，”那些顽固的爱国者敦促道，至少有六万名年轻人为了逃避征兵而逃往加拿大或欧洲。
越南战争，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何为爱国主义。年少时，我从未认真想过服兵役这件事，但1969年前往征兵委员会报到的经历，深深触动了我。我有可能要为国赴死。一瞬间，“身为美国人”不再是空洞的概念，它意味着实实在在的代价，我内心不由得动摇了。这并非珍珠港事件那样的保家卫国之战，一切缘起于北部湾事件。和穆罕默德·阿里一样，我对越共毫无敌意。难道这样的我，就是一个不称职、不爱国的美国人吗？幸运的是，我在征兵抽签中抽到了高位号码，不必远赴八千英里之外，去阻止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可我心中仍掠过一丝愧疚，毕竟这场历练，本会深刻影响我们这一代人。
比尔坦言热爱美国的同时，也道出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失望。两年前曝光的五角大楼文件揭露，早在1965年，军方就清楚这场战争注定无法取胜，可政府却一直在刻意撒谎。1972年爆发的水门丑闻，对比尔那一代人的打击，远胜于我们这一辈。理查德·尼克松最终沦为声名狼藉的政客，而我也渐渐认为，亨利·基辛格为了帮助尼克松连任，刻意延长了战争。等到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签署时，又有数千名美军士兵，以及不计其数的越南、柬埔寨平民丧生。所谓“体面和平”不过是虚伪的说辞，掩盖了无数伤亡与惨剧，无人正视这一切。我问心无愧，根本不必为此感到内疚。
“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即便当时没有对应的词汇，也大约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城邦形成时期。在柏拉图所著的《克里托篇》（约公元前399年）中，蒙冤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选择坦然接受判决。他认为，既然自愿生活在城邦社会中，就理应恪守法律、坚守道义。他的友人克里托却持反对意见：倘若法律本身不公，人们便有权拒绝服从。他劝苏格拉底改变想法，逃离雅典。我也认同克里托的看法。
“爱国主义”一词源自希腊语，本意是“故土、祖国”。它伴随着一连串政治与宗教纷争，逐渐在欧洲传播开来。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法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从不将彼此视作同胞。直到1750年前后，圣西门公爵才首次以现代含义使用“爱国者”一词。彼时，支撑这一概念的思想体系已然成型。约翰·洛克1689年的《政府论》、伏尔泰1756年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以及多年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提出的“民族精神”学说，都让人们认为：民族自豪感，源于共同的习俗、传统与语言，是理所应当的情感。
自那以后，无数文人墨客撰文探讨爱国主义。马克·吐温、H.L.门肯(H. L. Mencken)、萧伯纳、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都对这种情感心存戒备。塞缪尔·约翰逊称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列夫·托尔斯泰则将其比作奴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起初认为，爱国主义充斥着无尽的虚妄，他曾援引普鲁塔克的典故：有人声称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更美，这类人历来受人嘲讽。多年后，或许是内心倍感茫然，博尔赫斯祈求神明为自己的生命赋予寄托。他写道：“神明应允了，这份寄托，便是我的祖国。”
【注：开始集中引用美国“公知”的言论了。门肯这个人可能大家听得较少，他是美国最反主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对 “爱国” 这类宏大叙事持高度怀疑态度；女性科幻作家勒古恩是女权主义，代表作《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揭露爱国主义背后的权力与暴力，强调人类共通性高于国家认同。不过，人家这个女权，不仅结婚，而且还生了三个儿子呢！】
乔治·奥威尔的看法相对温和。他写道，爱国主义是“对一方故土、一种生活方式的眷恋，人们坚信它是世间至善，却无意将其强加于人”。而民族主义则截然不同，奥威尔认为它“与权力欲密不可分”。但二者的界限向来模糊。对一片土地的热爱，很容易演变为孤立主义、极端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伏尔泰曾感慨：“可悲的是，一个忠实的爱国者，往往会成为全人类的敌人。”近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积极为爱国主义辩护，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则始终主张对其加以约束。
【注：这也是两位著名公知。其中玛莎·努斯鲍姆虽明确自认女权主义者，但拒绝性别对立，强调女权绝非“反男”。人家也结婚也生娃了。】
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门（ Michael Kammen）并未止步于此。1991年他提出，美国的爱国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被刻意忽视的议题”。他的鸿篇巨著《记忆的神秘和弦》（“Mystic Chords of Memory,”）并非单纯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而是为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观点提供佐证：成为美国人，“无关血脉，而关乎一种理念，历史便是这一理念的具象写照”。倘若历史学家如同国家的传记作者，难免带有个人偏见与情感，那么“统一的美国”这一概念便会瞬间崩塌。一个国家沉淀出一部正史的同时，也必然衍生出无数段不同的叙事。譬如昔日梅森-狄克逊线以南流传的南方教科书，将南北战争歪曲为捍卫传统生活方式的英勇抗争，还宣称奴隶主心地善良，黑奴都得到了妥善照料。
诚然，标榜客观并不代表就能还原真相。大量著作都在探讨美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割裂，但不能仅凭它们揭露了正史刻意掩盖的内容，就全然采信。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与保罗·约翰逊的《美国人史》，就勾勒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前者直指国家的弊病与污点，后者则赞颂其光辉成就。卡门总结道：“美国的确存在爱国主义传统，但这份传统时断时续，一路起起落落。”
如今，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正陷入低谷。盖洛普民调显示，过去十二年间，宣称“身为美国人倍感自豪”的民众比例暴跌16个百分点。哈里斯近期的调查也发现，约四成美国人考虑移居海外，年轻人的意愿尤为强烈。去年五月，《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篇标题透着落寞的文章——《为何双重国籍成了新一代美国梦》。部分评论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经济考量，但这股风潮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之时。
爱国主义已然不再受人追捧。“觉醒文化”（Wokeness）正确地唤起了人们对美国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性别不公的关注，这有助于冷却左派对国家的崇拜，但其笨拙的表现（取消文化、指责文化挪用以及其他挥舞手指的教条行为）又将中间派推向了右翼。你可以说，爱国主义并没有死，只是换了装束。维京头盔、星条衬衫和军用夹克，更不用说MAGA红帽，成了首选的爱国装束。它与其说是一种精神，不如说是一个品牌，这使得那些着装低调的人很难拥有它。如今的爱国更像一种标签、一类人设，而非精神信仰，这也让行事低调的人难以坦然认同这份情感。
当然，只要对一方土地心怀忠诚，人人都可以谈论爱国主义。埃米·沃森在新作《革命前的爱国者：1714—1763年英属大西洋地区政党政治的兴起》中写道，英国一众主张改革的政客，曾将“爱国者”作为口号，呼吁打造一个更包容、更公正的大英帝国，让殖民地议会与司法机构拥有更多话语权，让大西洋两岸的民众都享有更充分的宪法自由。沃森认为，倘若当时英国的改革派爱国者能掌控帝国政局，北美或许永远不会脱离大英帝国。
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美利坚合众国尚未诞生：没有邦联条例，没有国玺、国旗与统一货币。彼时只有心怀不满的殖民地民众，高举各式旗帜，其中一面旗帜绘着响尾蛇，配文“别惹我”。从佐治亚到新英格兰，这片绵延千里的土地还算不上一个国家。人们奔赴战场之际，还没有一个可供他们效忠的祖国。内森·黑尔那句“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仅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真的有人亲耳听见吗？事实上，多数殖民地民众对此类说法并不认同。据估算，当时支持独立的民众仅约四成，两成民众继续效忠英国王室，其余人则态度摇摆。开国先贤们也常常借助“爱国主义”，向观望者宣扬自由的理念。
1831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到访美国，他发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带着一种敏感易怒的特质：人们抵触任何对新生国家的批评，但这份情感并非发自本能的家国之爱，因为彼时的美国几乎没有积淀下民俗与传统。联邦主权是后天构建的，而各州的权力与生俱来，因此民众的归属感自然偏向身边的城镇、地区与州。1860年，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参观国会大厦时感慨，脱离联邦一事“注定轻而易举，因为联邦本就只是一种精神联结，再无其他实质纽带”。不久后，南方邦联军队炮轰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这句话便得到了印证。
和友人比尔·查普曼交谈过后，我便时常思索爱国主义这个话题。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深究它的内涵。当政客的空谈、评论员的陈词滥调、超级碗赛事上热闹的表演悉数落幕，爱国主义就成了生活里平淡的背景音。但有些时刻，它会被推到所有人眼前。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庆典便是一例，纽约港内，仿古高桅帆船编队庄严巡游。而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又一个重要节点即将到来：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据官方网站介绍，这场二百五十年庆典旨在打造“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周年纪念活动”。最终能否超越两百周年庆典尚且未知，但结合现任白宫主人的行事风格，我预料届时定会出现诸多浮夸又荒唐的场面。我只希望，届时能请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演唱国歌。
【注：这句话感觉出搞笑了吗？感觉不出来？那就试着理解这句话的笑点：“我只希望，国庆节时能请来吴京同志来天安门演唱国歌。”史泰龙和吴京两人都是常年出演爱国、军旅题材影片，是爱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作者用这句幽默吐槽当下刻意渲染爱国氛围的现象。】
我并非反对表达爱国情怀，只是偏爱那些不喧嚣、不刻意军事化的赤诚。世贸双塔遇袭十天后，纽约大都会队与亚特兰大勇士队在谢伊球场开赛。和绝大多数纽约市民一样，我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场比赛。如今在油管上仍能找到相关影像，你会发现，国歌奏毕后，两队球员与教练齐聚本垒和投手丘之间，互相拥抱、握手致意，这样的场面实属难得。多年后，勇士队的内场替补球员马克·德罗萨回忆道：“从我九岁打球开始，这是唯一一场我不在乎输赢的比赛。”朋友，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2021年1月6日，大批民众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企图阻止国会认证2020年大选结果。即便这群人动辄将爱国挂在嘴边，在我看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与爱国主义毫无关系。这场闹剧与其说是叛乱，不如说是一群暴徒肆意破坏、哗众取宠。闹事者仿佛刻意在镜头与同伴面前炫耀表演。不少人手举美国国旗，可这就好比我拎着一条面包，并不代表我就是面包师。当他们闯入国会大厦、肆意劫掠时，我的感受，如同有人在我家墙上胡乱涂鸦污言秽语一般。
令人痛心又讽刺的是，这群自诩的爱国者，所作所为完全背离美国精神。他们阻挠权力和平交接，肆意践踏宪法。1977年，美国纳粹党人为争取游行权利走上法庭，即便立场极端，相较这群受特朗普煽动、将国家权力中心变成犯罪现场的暴徒，反倒更像恪守规则的美国人。人们本以为冲击国会绝不可能被轻易饶恕，可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上任首日，就赦免了一千五百余名涉案暴徒，还为另外十四人减刑。
【注：上文提到的这段历史是美国宪法史上极具争议且意义深远的事件，被称为“斯科基事件”（Skokie Affair）或“纳粹斯科基游行案”。1977年，一个自称为“美国纳粹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极右翼组织，计划在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市（Skokie）进行游行。斯科基市极力阻止，美国纳粹党与之打官司，最后最高法院判他们有权游行（言论自由），但他们最终没敢在当地游行。】
两百三十五年前，托马斯·潘恩就曾警示：“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的人，绝不能被信任。”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行径，让当年的尼克松一伙都相形见绌。在特朗普的话语体系里，他总说美国遭到误解，可多年来，他自己也一直在抹黑这个国家。今年三月，他签署行政令，宣称一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试图篡改美国历史，将美国“追求自由、个人权利与民生幸福的伟大传承”歪曲为天生充斥种族歧视、性别偏见、压迫与无法弥补的缺陷。
慢着，总统先生。我们的历史很复杂，且因种族问题而变得更加曲折。在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到达这里之前（比第一批朝圣者早一年），已经有大约五百个土著民族居住在这里。重建时期、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黑人大迁徙，以及黑人的抗争、智慧与文化，全都是美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并非所谓的“觉醒思潮”，而是客观事实。
特朗普口中的美国，被简化成了单一模样：抹去历史上所有分歧，不谈保皇派与爱国者、印第安原住民与移民定居者、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对立。劳工抗议、冤假错案、暗流涌动的白人至上主义，都被他视而不见。在他看来，缺陷属于弱者，而美国永远是强者。他坚信美国昔日无比辉煌，否则他又何谈“让美国再次伟大”？再度执政后，他迅速重启“1776委员会”（1776 Commission），推行所谓“爱国教育”，意图清除校园里的“反美思想”，灌输对国家的盲目崇拜。而这套做法的本质，就是让民众遗忘历史。
【注：1776 委员会（1776 Commission） 是特朗普政府在 2020 年底成立的一个短期总统顾问委员会，核心是用保守主义叙事重写美国历史教育，直接对抗《纽约时报》的 “1619 计划”（以 1619 年首批黑奴抵达北美为起点，把奴隶制、种族压迫置于美国历史核心）。前者以 1776 年《独立宣言》为核心，强调建国先贤、自由、平等、个人权利、宗教自由的 “正统爱国叙事”，指控 1619 计划 “抹黑建国、制造种族分裂、灌输左翼意识形态”。】
当两党组成的公民铸币咨询委员会在2024年提议设计三款二百五十周年纪念币，以纪念废奴、妇女选举权和民权运动时，财政部长最终将其搁置了。这也在意料之中。特朗普一直在塑造一个被美化的美国，刻意删减、回避历史中黑暗混乱的篇章。倘若任由其发展，一百年前那种粉饰历史、无视黑人群体贡献的叙事，终将卷土重来。
对于黑人美国人来说，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紧张的话题。尽管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一位获释的黑人）是1770年波士顿惨案中第一个死亡的人，但乔治·华盛顿将军最初反对招募黑人士兵。一些殖民者显然看到被奴役的人携带武器感到退缩；另一些人担心他们的“财产”可能会受损或丢失。直到华盛顿得知英国人向加入其行列的被奴役者承诺自由后，他才改变了方针。有七千到九千名黑人美国人在大陆军和海军中服役，但有三倍于此的人与英国人并肩作战。战争结束后，一些黑人大陆军士兵获得了自由；然而，许多人并没有。
美国黑人如何看待国家独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七月四日对奴隶意味着什么？》，给出了答案：
在奴隶眼中，你们的庆典是一场骗局；你们吹嘘的自由，是肆无忌惮的放纵；你们标榜的国家强盛，不过是膨胀的虚荣；你们的欢歌笑语空洞冷漠；你们痛斥暴君，厚颜无耻；你们高呼自由平等，极尽嘲讽；你们的祈祷、圣歌、布道与感恩仪式，种种庄重的宗教表演，在他看来全是浮夸、虚伪、欺瞒、不敬与伪善。
九年后，道格拉斯亲眼看着两个儿子奔赴战场。这场战争，南北双方都自诩爱国，而参军的自由黑人与黑奴又该如何自处？彼时，他们从未被视作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明确，有色人种不属于独立宣言中所指的“民众”，无权成为公民，也不能为争取自由起诉政府。但南北战争结束时，仍有近十七万九千名黑人加入联邦陆军，一万九千人加入海军。联邦白人士兵月薪13美元，而黑人士兵在1864年6月之前，月薪仅有7美元。
从军历来是人们安身立命、赚取收入的出路。重建时期及之后，黑人踊跃参军，两次世界大战中也不乏他们的身影，只不过军队依旧实行种族隔离。他们参军，是出于爱国吗？当时南方各州，以及马里兰、密苏里、特拉华等边境州，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大行其道；美国南部私刑泛滥，施暴者却极少受到惩处。很多黑人选择入伍，或许是希望借此改变个人与整个族群的命运。这种对国家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绪，也贯穿于所有黑人文学作品之中。
牙买加裔哈莱姆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在1921年创作的诗歌《美国》，通篇未直言种族，可字里行间都流露着种族的隐痛：
纵使你予我满口苦果，
獠牙扼住我的咽喉，掠夺我的生机，
我仍要坦言：
我爱这座磨砺我青春的文明炼狱。
你的生命力如潮水涌入我的血脉，
赐予我勇气，直面你的敌意。
十五年后，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中吐露：“对我而言，美国从未是美国。”所谓“我”，指的是“带着奴隶制伤痕的黑人……被逐出土地的红人……紧紧抓住我所寻求希望的移民——却只发现同样古老的愚蠢计划，弱肉强食，强者压垮弱者”。休斯没有理由感到不同。山姆大叔不是他的叔叔。他是那个禁止黑人美国人投票，然后命令他们远赴海外参加越战的“那个人”。穆罕默德·阿里本不应该需要以宗教理由要求豁免。历史已经替他陈述了理由。
在1855年《草叶集》的序言中，沃尔特·惠特曼使用了复数：“美国本身本质上是最伟大的诗篇。”【注：当下，美国（United States）是单数，是一国，而彼时，却是复数。“The United States themselves are”，指的是不同state的结合 】三十三年后，在惠特曼眼中，这首“诗”凝聚成了“一位伟大、理智、巍峨、端坐的母亲”。但除了开国元勋、阿拉莫之战、葛底斯堡演说、卡斯特最后的一战和向西扩张，还有什么值得爱国的呢？这不是一个轻浮的问题。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热爱他们称之为“家”的那一部分。地区音乐、当地报纸、银版摄影法以及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马克·吐温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作品当时都已存在，但大多数现在高喊“美国”的歌曲、故事和标志性形象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尽管将一位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诗人的歌词与一位新泽西管风琴师的旋律结合在一起的《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在1910年后广受欢迎，但我们的国歌直到1931年才正式确立。【注：即女权主义、女同性恋诗人Katharine Lee Bates的歌词，配上一位新泽西管风琴师Samuel A. Ward的旋律】
直到电影与广播问世，全美范围内的国家认同感才逐步形成。尽管“伟大的美国歌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未到来，但各地的人们都能听到廷潘胡同的曲调，并从1933年开始收听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好莱坞也尽了一份力，发行了一系列电影——《少年林肯》（1939）、《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1939）、《邂逅约翰·多伊》（1941）——这些电影将美国沐浴在爱国主义的光辉之中。【注：Tin Pan Alley廷潘胡同，是1880s–1950s纽约曼哈顿的音乐出版街区，也是美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产业的代名词，相当于 “美国流行音乐的摇篮”。】
或许，家国之爱就是这样融入血脉的：它并非源自法条与宣言，而是来自旋律与一幕幕画面。倘若1969年有人问我，为何愿意为国家去射杀素不相识的人，我不会想到《权利法案》，脑海里浮现的只会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我们的小镇》电影里的场景、B-17轰炸机机组人员嬉笑打闹的画面，或是《生活多美好》（t's a Wonderful Life）中的校园舞会。【注：第一和第三都是经典美国电影温情愉快的美国画面，中间所谓“B-17轰炸机机组人员嬉笑打闹的画面”，让人费解。实际上，那个年代，二战时留下大量影像、照片、回忆录，机组在起飞前、飞行间隙、返航落地后，互相打趣、玩闹、搞怪，不是不怕死，而是用乐观抱团撑过残酷的战争，危难中普通人的乐观、友谊与家国情怀，是美国人集体记忆里温暖、接地气的爱国符号。】罗伯特·佩恩·沃伦说，成为美国人“关乎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始终被不断变化的意象所环绕。菲茨杰拉德在短篇小说《泳者》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小说主人公遥望渐行渐远的美国海岸，发出一番略显偏颇的感慨：
法国是一方水土，英国是一群子民，而美国始终代表着一种理念，难以言明。它是夏洛战场上的座座坟茔【注：夏洛，指的是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中的夏洛战役（Battle of Shiloh，也译作夏洛伊战役），“座座坟茔” 就是战场上密密麻麻的阵亡将士坟墓。】，是伟人疲惫憔悴的面容，是乡间少年在阿贡森林浴血奋战，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献出生命。它，是发自内心的甘愿与赤诚。
当年比尔·查普曼因五角大楼文件与水门事件心生感慨，说出“天啊，我深爱这个国家”时，如今的我已比彼时的他年长十岁。我也想坦然说出这句话，却难以开口。但我依然认为，美国自有其独特、高尚与美好的一面。可当“美国例外论”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捆绑在一起，含义就彻底变了。MAGA运动想要让美国变得更“美国化”，它崇拜一个虚构的过去，即平权法案、女权主义、多元化和移民尚未“毁掉”一切之前的时光。并非其所有追随者都构想一个种族纯净的美国，但他们真诚地相信特朗普对美国有益，而批评者对美国有害。事实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特朗普——即使在他做对事情的时候——到底代表着什么。
众所周知，暴政通过寻找替罪羊和承诺快速解决问题而推进。这就是为什么暴君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汉娜·阿伦特明白这一点。1953年，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峰期，她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共和国，我们生活的这个民主国家……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完美的标准并不适用于这里……倘若一心想要‘让美国更美国化’，最终只会摧毁它。你们所用的手段，说到底，只有强权警察才会使用。”
近六十年前，我的政府曾准备让我为国赴死。北越从未威胁到缅因州的渔民、印第安纳州的农夫，可总统与国会议员为了所谓“体面和平”，不惜牺牲一代代年轻人的生命。当年我便该自问：一个人可以不爱祖国，却依然做一名爱国者，只因庆幸这个国家存在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人或许会觉得这种心态不够赤诚、忘恩负义。但正如偏执的爱意会摧毁亲密关系，过度的民族自豪感，也会玷污人们一心想要守护的国家。【注：上段黑体这句话似乎令人费解（Can someone be a patriot and not love his country but simply be glad that it exists?），不如这样理解：有人批判本国历史污点、社会不公、政治乱象，从不赞美国家、没有自豪感，谈不上 “热爱”；但他依然维护国家存续、反对分裂、愿意为共同体尽责】
为国挺身而出的决心，应当建立在召唤本身正义且必要的基础之上。仅仅因为总统下令，就要豁出性命，这合理吗？1973年起，美国改为志愿兵役制，此后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全凭个人良知与选择。诚然，爱国主义是国防的基石，但它绝不能蒙蔽双眼，让我们无视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一战结束前一周阵亡，他深切体会过战争的残酷。其诗作《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描绘了战场触目惊心的惨状。倘若世人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感受战争对人的摧残，便不会再满怀热忱地向渴望功名的年轻人宣扬那句古老的谎言——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言：“为国捐躯，甘之如饴，理所应当。”
为国赴死从无甘甜可言，但有时确有必要。倘若决意投身战事，就必须清楚自己为何而战。挥舞旗帜的狂热爱国者或许不认同，但回溯历史，美国的过往远非外界吹捧的那般美好，历来如此。历史学家戴维·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指出，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开始刻意篡改史料。大陆会议长期秘书查尔斯·汤姆森手握上千页手记，有人提议他整理出版，他起初应允，最终却将手稿付之一炬。据传他这样解释：“我不愿打破后人的美好幻想。道出真相必会招致非议。就让世人敬仰我们的爱国者与英雄吧，他们身上被赋予的才干与美德，会成为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注：此处我顺便推荐我曾介绍的一本书,同是找寻被有意隐藏的历史 “清理白垃圾”——“美国斩杀线”存在的终极逻辑】
这位初代记录者以销毁史料的方式履行了他眼中的爱国职责，塑造出一套流传后世、却未必忠于真相的叙事。或许首任总统华盛顿，并非真如赞誉所言“战时第一人、和平第一人、民心之中亦居首”，但在汤姆森看来，世人必须这般看待他。因为无论初代爱国者有过怎样的得失功过，他们制定的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正当程序、宗教自由与新闻自由，这份功绩无可磨灭。
看待美国，本就不必强求众口一词。可一旦遗忘历史，人们就极易被愚昧与谎言裹挟。宪法完美吗？答案是否定的。开篇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最初仅指代宪法签署者，并不包含女性、穷人、文盲与奴隶。1788年，拥有政治权利的几乎只有有产、有钱、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即便如此，受限于所处的时代，开国先贤依旧完成了非凡的创举。他们搭建起国家框架，立志“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全民福祉，确保我们及后代永享自由的恩泽”。暂且放下“爱国主义”这个词，静心品读先贤的文字，感念他们创下的基业。
以上即全文。老乔的评析如下：
本人作者Arthur Krystal，今年79岁，瑞典移民，也是纽约文化圈顶级的知识分子，作品广泛见于《纽约客》《纽约书评》等美国顶级的知识分子刊物。
这是一篇极具《纽约客》风格的深层散文，作者通过个人的成长记忆与冷峻的政治观察，从个人私密情谊，即与比尔的谈话为切入点，层层深入，对“爱国主义”这一宏大命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剖析。
你要说这篇文章有极浓的“白左”味，也不算错，但文中也反思的批评了“白左”的有些做法，使大量美国的中间派出走右边的事实。
必须承认，作者，正如他在文中大量引用“公知”的文字一样，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公知”。
虽然在中国，“公知”这个词已经污名化了，甚至连老乔我这个一直在中立意义上使用“公知”这个词的人，在现在这个环境下，用这个词时总都有点提心吊胆怕被误解，就像我不小心脱口而出用“小姐”来称呼一位女士一样怕别人介意。
中国的公知为什么会信用破产？自身的原因不可忽视。回想起2016年特朗普当选，中国公知群体普遍保守化，是一群没带红帽子的海外maga党，虽然，经过近十年来的折腾，大量当年的公知从川粉转变过来，但我相信他们大多从来没有反醒过，等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再次暴露自己的底色。
本人作者Arthur Krystal这位公知，一直与各种主义保持距离——法西斯主义、好战爱国主义、沙文主义。他承认爱国主义的存在，但警惕爱国主义仍然可能是流氓与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也会是真正意义上爱国者的聚集的场所。）
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一定要有把自己边缘化的想象，总有那一刻，国家、社群、效忠、亲缘会互相碰撞起来，为了回旋镖不伤到自己，首先得有一定的世界主义，才能做好一位优秀的爱国者。
作者亚瑟·克里斯塔尔，不会认为国籍所赋予的特权当作政治的王牌，他反思美国政府对外国的战争罪行，反思美国政府对边缘人，如新移民、少数族裔等等群体的不公正。
当然，国家不会消失，甚至还将大行其道。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充满不容异己的煽动家，而且还以爱国者自居，这样的爱国者是值得警惕的。